读《大国的兴衰》后有感
（新闻来源： 发稿时间：2014-12-30 阅读次数：）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学术著作。该书自1987年问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一本颇具争议的畅销书。
《大国的兴衰》在写作结构上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内容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时代”、“当代和未来”三个部分，以“西方的兴起”、“哈布斯堡家族称霸”、“金融·地理·战争”、“工业化与力量对比”、“‘中等强国’的危机”、“两极世界的来临”、“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面对21世纪”等八个章节对1500－2000年五百年间国际舞台上主要力量基于经济与军事互动的兴衰做了阐述与预测。
对于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国的兴衰》，其视角难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实际上，当肯尼迪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预言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的使它衰落，而且速度可能苏联还要快时，历史很快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糟糕的一个预言家，因为仅仅一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后前苏联就解体了。但是，我们也的确发现，正如肯尼迪所说的那样，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的对比变化与国际体系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确实有一种因果关系。由于国际体系中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流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论述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旧的大国面对新兴大国的挑战，新兴大国面对传统大国的遏制，展开了无序性和竞争性的对抗，使得过去五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能够作为试金石检验双方力量，而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因此肯尼迪将《大国的兴衰》全书的重点定位到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的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大国的兴衰》从东方文明的日渐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开始。1500年之后的东方，包括明帝国和伊斯兰世界，依然在割裂的世界中保持着地区大国的威仪，并在很多领域保持着领先的水平，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已经使帝国的航船失去了在历史的汪洋中乘风破浪的前进动力，如夕阳西下，日渐式微。而此时的西方一如既往的较少受到其他文化的羁绊，，虽然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比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的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同时政权逐渐的、不平衡的与逐渐发育的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导致的竞争以及市场经济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国家与大多数西欧居民对海外贸易与扩张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而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导致了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这些因素的存在，为之后“欧洲的奇迹”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在欧洲的争霸。在政治分裂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举世无双的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但通过按照肯尼迪的说法，“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但事实上，哈布斯堡统治者只要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因此，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加之宗教因素，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奋力的与之拼搏，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战争的结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与主权原则的确立，这标志着哈布斯堡家族对欧洲霸权追求的失败。关于哈布斯堡家族争霸失败的原因，肯尼迪将之归为三个方面，即哈布斯堡树敌过多，战线过长和“军事革命”导致战争成本的迅速上升，而帝国缺乏必要的经济动员与管理能力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消耗战中最终落败。其中，“军事革命”属于欧洲各国共同面对的客观国际环境，树敌过多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略失误，而缺乏良好的经济动员和管理能力，则反映了导致了哈布斯堡失败的国内因素。但肯尼迪同时也指出，在当时的欧洲，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可预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在一场长期的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
1660年以后，欧洲开始形成名副其实的多极格局。然而，从1660年到1815年，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统治下，先后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但最终都无果而终，欧洲开始形成五国均势。肯尼迪将这一时期欧洲格局变化的原因归为两个方面，一个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的“财政革命”，使得各国更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一场长期战争，而在这方面做的更好的国家或是国家联盟将占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比如，《亚琛和约》签订时，法国在军事上似乎并不十分被动，但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最终选择一种妥协性和平。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兴起。英国与俄国两个侧翼国家作为两股巨大的实力，对欧洲的均势起到至关重要的制衡作用。而作为霸权追求者的法国，却由于它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壮志雄心，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拿破仑的称霸战争中，曾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但正如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反过来法国也无法在海上削弱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反而 “大陆体系”因为本身的脆弱性，成为了拿破仑帝国最终覆灭的重要诱因。因此，这同时也给我们思考的启示，在一个海陆权并重的国家，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海陆均衡发展，还是应该有舍有得，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优势。比如中国面对美国似乎不可动摇的海洋优势，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建造航空母舰，追求海权。
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在均势原则下保持了长久的相对和平。然而，在这个时期，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冲突的结束，由于上个阶段金融革命的影响，各国具有了较强的财政动员能力和筹款能力，战时财政成为次要问题。反而由于工业化的迅速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个时期，英国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的结合运用，开始成为欧洲和整个世界殖民体系的霸主。与之相对比，法国虽然也有不逊于英国的实力，但由于战略、外交和经济等原因交杂，使法国不能集中其资源在任何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所以沦为“中等强国”，而俄国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了其落后的本质，开始渐渐衰落，奥地利凭借梅特涅的外交手腕独木难支，反而德国由于俾斯麦的纵横捭阖，完成了统一，加入到欧洲“中等强国”之列。而内战后的美国也开始崛起，开始成为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直力量。在这一部分中肯尼迪有两段论述引人注意。他提醒我们，“务必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体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制约其他大国的作用”。而这种消极优势，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说“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英国的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加紧密的拴在一起。”这个观点在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一点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英国与其他体系内国家有着不亚于英美甚至超过英美的贸易关系，但同样存在着战争的危机。而且有学者曾进一步指出，如果经济合作能消除战争，那么应该不会有一战才对，因为一战前列强间的经济合作水平确实很高的。
1885年到1918年，是“中等强国”危机酝酿和爆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类似德·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和俄国将在未来成为两个世界强国的预言在普通人眼中还没有任何苗头，但世界已经明显的被分成了“生机勃勃”和“奄奄一息”的两类大国，而且，如一个法国人所言，“那些不前进的国家就会倒退，而倒退的国家就会灭亡”。依然有国家在前进，统一后的意大利和维新后的日本加入到“中等强国”之列，但与其他强国仍然存在差距。意大利是“大国中最小的一个”，对于意大利，肯尼迪有一段很有趣的论述，“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政府看来，与意大利为敌，不如与其结成伙伴，但二者之间的利害差距并不大”，可见意大利在体系中影响的微弱。德国被俾斯麦大师定位成一个“饱和的”、渴望维持欧洲现状而对海外领土没有热情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把西方民主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力量与东方君主国专断决策结合的大国，德国最终“直接”而不是“间接”的动摇了欧洲的均势。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法国与英国整体实力稳中有降，国内与国际出现诸多因素束缚了两国的手脚，尤其是英国。俄国进一步衰落，甚至为了不切实际的国家目标而“被现代化”，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美国依然是这个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国家，但虽然“美国肯定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并非大国体系的成员国”。然而，正是这些在工业化进程中相对实力不断变化的大国，在和平的环境下酝酿了巨大的危机。其中本人认为，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俾斯麦的结盟政策，在和平时期固定的军事同盟，在俾斯麦之前是很少见的。然而，正是俾斯麦这些以保护和维护德国安全为目的的防御性结盟，使得欧洲整体陷入了不安，导致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对峙，并最后因为奥匈帝国的鲁莽，引发了一场必然的总体战争。在本人看来，一战的罪责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归为俾斯麦大师“五球不落”的艺术。至于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肯尼迪教授依旧在经济与军事两个角度对战争的胜负进行了分析。而美国的参战，不只对一战中协约国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更作为一个拥有全球最强经济实力和强大的经济向军事转化能力的新兴大国，为之后两极格局的出现提供了一点暗示。
一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合理安排使得和平成为短暂的休战，酝酿了“二十年危机”。而突如其来的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面对危机，德意日三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美英法等坚持民主政体。肯尼迪教授在这一部分见解独到的指出，德国的国力和政策实际产生了三个相互作用的后果，即德国并不像西方民主国家所恐惧的那样强大，而德国过快的军备严重损伤了其经济，而其不断的扩张才正是其扩张的动力。然而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些，在开始的时候面对法西斯的扩张采取绥靖政策。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体系内一直独特的力量，面对法西斯德国的威胁，也在构建集体安全的尝试失败后，对德国妥协，使得法西斯国家有足够的空间挑起战争。然而，最后战争的胜利依旧属于拥有更多资源的一方。盟军的胜利在肯尼迪教授看来可以预期，因为他们拥有幕后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部军事与经济力量作为最后的支撑。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最主要的依据。尤其是苏联，苏联在二战中受到巨大的创伤，战后经济远无法与远离主战场的美国相抗衡，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主要由其一千万的陆军所支撑，更加凸显了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肯尼迪在后来也说，军事与经济需要建立良性的互动，过于庞大的军事力量会消耗过多的经济资源，而生产领域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又导致经济发展的困难，所以国家间的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消耗的战争，只有把对方拖垮，才算终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肯尼迪教授才做出了美国必将衰落的预测。虽然最后解体的是前苏联而不是美国，但至少肯尼迪教授猜对了一点，那就是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会衰落。在《大国的兴衰》第三部分我们看到，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并非“双头领导格局”，而只是核毁灭前景下并不对称的恐怖平衡；苏联也不具有世界领导国的心态，而是继续扮演其挑战者、革命者的角色。这是本人的收获之一。
在全书的最后，肯尼迪教授对当时世界上五大力量，美国，苏联、日本、欧洲、中国分别做了分析，并提出了最后的大国的命题。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有学者指出，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并通过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产再分配。
通过阅读《大国的兴衰》，跳出由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主导的大国兴衰历史，我们还会惊奇的发现，所谓“大国的悲剧”，不是说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都会失去霸权，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
中国和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是积极全面合作的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而战争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随着中美相互依赖的加强，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则中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领导国。
那么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就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没人知道历史究竟会怎样发展，但从目前的一些国际现象分析，超国家行为体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了一种历史趋势。欧盟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愈发加强，更具有一个整体的实质。而日本鸠山首相，也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得到了东亚各国的广泛响应。但是，若中国孤立于区域化浪潮之外，也将必然影响中国在世界范围的行动力和影响力，而中国若积极参与区域化，则必然受到区域组织的限制而无法直接领导世界。所以，问题就在于，面对区域化的浪潮，中国若有意做最后的大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